王安石作文“不近人情”说辨正
至和元年（1054）钱公辅之母亡故，结合茅坤相关评价：“《志》不过二百言，他写景写情亦“总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对情景进行客观的描写和评价，
二
众所周知，强调说理，无自苦为也。视记叙文为上乘，”（《王安石文集》）这里的“理”实际已是上升到形上层次的“理”，”“悲怆之思，指出丧礼实为人内在情感的真实反映：“礼，刘仍有王文“不近人情”的总体观感？甚至亦有今之学者仍称王安石碑志“语调极客观，令人读之不能以不掩卷而涕洟。至于“情”则属“性”之外在呈现：“喜、终不以贫故，那么，哀逝之情，及后世而弥文。人情而已矣。与其易也，想能以理自释情累也。有池台竹林之胜”等则非钱母德行“何足以为太夫人之荣”。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相互发明，然王安石撰《马汉臣墓志铭》却仅二百余字，有合吾心者，
王安石并不反对人情，极少感情色彩”“不讲文学性、为世间万物之“理”，从而形成一种“抝折峭深”（曾毅《中国文学史》）的风格。故不必徒增文字以任性情。王安石应友人之请执笔，（《与孙侔书二》）
然寿夭有命，而在于“圣人内求，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或如长江大河，”（《唐宋八大家文钞》）以及王文中大量的哀情之辞：“临风想望，内求者乐得其性，儒家先哲早已揭示出“人情”与“礼”之间的内在关联：一方面，殆二百篇，显然其文内蕴真情。恶衣恶食，不可任意而发。却需“顺理而即人情”，尤集中之上乘也。与其奢也，和二州推官。王安石对于人情的理解、
缘此，可见，愈旷而愈奥”（李绂《穆堂类稿》），予亦识其可教，丰显矣，称之“如高士谿刻，即其包含了“礼顺人情”与“礼义制人情”的双重含义。礼缘于情，情感性”（马茂军《“荆公新学”与王安石散文的风格》）。汉臣遂入于礼法，只是析考王文，则小人也。致书要求增改内容。复观王文“不近人情”之说，均亲嫡庶，至杨君之弟子完及进士第，勿为情累：
闻有殇子之衅，”“辗转呜咽。”（《论语》）另一方面，语语自腑肺中流出，“列之于义何当”，既然如此，引而高如缘千仞之崖，王安石为文讲求政教功用，未敢即问，可见，既数月，遂自挫刻，古今一也。王安石在文章中多次劝慰友朋面对亲丧，务以入礼法。也不能行之太过，以文章未达人情，如此，中馈之事亲之惟谨；自其老至于没，皆属体现钱母德行之事，御之不愠，且可与前引孔子“礼者，无体不备，而应以礼节之。所谓“礼始于天而成于人”，“不虚美不隐恶”，情何可极”。”安石以礼法开之，如孔子又言：“礼者，自难言“不近人情”。而其关键便在于礼中之“理”。碑文墓志属哀祭之文，岂能无愁？但当以理遣之，不难发现其为文始终讲求礼法，此正是她一贯驯德淑行的表征，贤也；不当于理，公辅却不甚满意，情是制礼之本。王安石则回信拒绝，
同样的，则圣也、乃喜曰：‘吾姒老矣，且尤赞碑志之类“昌黎而外，所谓内求之性，如孔子便曾以“三年之丧”出于亲情答宰我之问，旋即又言：“先王制礼，其他如《王深父墓志铭》《胡君墓志铭》等亦皆如此。至于钱公辅要求增补的内容，一人而已。表达当有更深层的蕴义。宁戚。好、而文多韵折可悲。而子端、除记录亡者生平，恶、而其映射于形下世界则是“礼”，所为叹惜”“矧我于君，何谓“理”？又如何“顺理而即人情”？
考察王安石的学术思想，“通判之署，故撰《铭》叙曰：
太君进诸子于学，惟当以理自开释耳。故王安石特记其事。（《王安石文集》）是以王安石碑志文的特色之一正在于真诚情意。教养嫁娶皆各不失其时，子蟠同时以进士起家，”（《艺概》）诚然，循其法”的礼风德化，子妇尝谏止之，均亲嫡庶等中馈之事及不因贫富而喜悲的人生态度，”“不穷理则不足以知言。（《与郭祥正太博书三》）
近亦闻正之丧配，邻里叹慕，以至于“不可攀跻踪迹，（《答郏大夫书》）
由上，他认为墓志内容的选择需具有一定“意义”（义理），急人险艰，使之形象光辉，酸恻呜咽，并阐述了原因（《答钱公辅学士书》）。王安石还曾做过阐述，其辞章粲然，’盖其仁如此。
作者：罗超华（山东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
清人魏禧论王安石文，虽无长篇大论，”子妇化服，便在于她自身的德行，”（《策问》）并强调为政处事需符合人情。使诸子者趋于利以适己。欲发于外而见于行，他文却未能本此意扩而充之。承此观念，（《饮冰室合集》）
梁氏以王安石记叙文与议论文相较，外求者乐得其欲”（《礼乐论》），哀痛何极”“岂唯故人，惟理之求。可见，而是在其夫之弟子完及进士第后方喜曰“足以慰其心”，“顺理而即人情”亦“顺礼而即人情”，而是在于他认为增补内容仅属生者单纯的情感寄托，能精其理则圣人也。哀、汉臣亦疏金钱，昌黎而外，王安石为其他妇人撰文，集中碑志之类，”（《礼记》）丧礼即便缘于天性之亲情，世人外求，且承认其具有重要作用，其相语以亵私侈为主，于众中尤慕近予，无美不搜，人情处此，情又受礼的节制，何以魏、从予学作进士，”（《性情》）自当节之约之。自其嫁至于老，“人情”与“礼”是既相互矛盾又辩证统一的关系。
三
事实上，不自顾计。又强调以礼节情，而家人卒亦不见其喜焉。与理学家所言“天理”相似，乐、但其文是否确实如此“不近人情”？
一
梁启超尝论曰：
人皆知尊荆公议论之文，王安石为友人撰写墓志铭也比较注重通过特定事例来彰显亡者的德行礼义。宁俭；丧，如《太常博士杨君夫人金华县君吴氏墓志铭》《建阳陈夫人墓志铭》《永嘉县君陈氏墓志铭》等亦皆重点叙述彰显德行之事，一人而已”，有鳲鸠之德，或笼东海于袖石，周、以“理”为中介桥梁。王安石拒绝钱公辅的请求非不近人情，人生多难，他认为此“非圣人之情与世人相反”，除此之外，”（惠洪《冷斋夜话》）“万物莫不有至理焉，次年《铭》成，如马汉臣与安石情谊深笃，以彰显“义理”为鹄的，但交游之谊，而结构无一同者，同样在于王安石作文始终“理”多于“情”，尤其是引钱母“吾为妇，情也。尤其是《吴氏墓志铭》言曰：“杨君卒，同时，悲痛无补，此固其职也。为密、
《光明日报》（2025年08月11日 13版）
[ 责编：孙宗鹤 ]”吴氏不以己子及第为喜，且重点谈及：“（汉臣）为人喜酒色，或如层峦叠嶂，“理”是其中一个重要概念，因此，王安石既讲求顺依人情，乃至此乎？当归之命耳。”“动而当于理，实处处存于文字之间。或拓芥子为须弥，循其法。刘熙载更具而论曰：“介甫文每言及骨肉之情，更彰显出“子妇化服，”（《嫡母追封德国太夫人刘氏可追封许国太夫人》）可见在王安石看来“人情”虽为“礼”之本源，曰：“吾为妇，不过，以至于即便墓志碑文等需“尽其孝子慈孙之心”“寓哀伤之意”，而今安石复以礼法撰《铭》，果大寤，而不知记述之文，他强调：“善学者读其书，此固其职也”之言，然此乃某不能自胜者。不唯钱母之《铭》如此，父母不欲之，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因而情感抒发往往点到即止，故行文简古，不能逆其意以教也。充其科者也。俯而深如缒千寻之谿，不近人情”（《魏叔子文集》），有所节制。王安石叙述钱母进诸子于学，里巷之士以为太君荣，（《永安县太君蒋氏墓志铭》）
细绎文本，不能忘情”“交游之情，尝“兄弟视之”。然夫人不为之喜也。如有得“甲科通判”之子，孔所不敢从。顾所以顺理而即人情，以为夫人荣，既其子官于朝，他说：“圣人之为道也，本属儒家礼学的一个概念，“礼”为天道在人间的反映。而关于圣人制礼节情，”“情之痛而吐辞之激昂。很少动情”（夏珊《欧阳修王安石文论之比较》）。当以理（礼）节情，而这个“意义”落实到钱母一妇人，以礼法开之，怒、纫缝之劳犹不废。理当寄托生者情思。又隆爱之，此亦足以慰其心也。本就属人情的体现，
